雍人自语

曾经我写了一篇短文，《ITU的“官本位”》，对ITU和IEEE之间的争斗做了点评论。这篇评论的时间已经不太记得了，只是ITU的官本位，仍然感受真切。

IEEE和ITU的差距到底在何处？这个问题，当时没有说明，也无法在传统媒体上说明，其实只有一个词而已：政治。

在ICT行业里的人都知道，IEEE标准的投票，是以参与方为准，也就是说，全球范围的公司都有机会——尽管IEEE的主体力量还是在北美，美国境内公司握有更大的话语权，甚至有时候会合伙起来欺负其他地区的公司，但是机会确实是大家都有的。

ITU则是另一种情形。看过ITU投票会场的人，往往会有错觉，是在联合国的表决会场。方式也完全类似，每个国家一票，不分大小、不分实力，看上去，是国国平等、家家平等、人人平等的皆大欢喜，多好啊。但事实上如何呢？——有利益诉求的运用各种手段拉票，没有想法的随大流，甚至有的干脆等着人出家来“收买”选票。

这是全球性的官本位。到ITU内部，其实“也是一样一样地”，要在ITU混个一官半职，重要的还不仅仅是技术实力，而是国家的支持。而IEEE，从“根”上说，只能是个庶民出身的女人，虽然“生产”的行业标准能够成事实上的国际标准，但是自己是不能在活着的时候获封太后的。

其实说这些，只是个引子，目的是为国内运营商和国际运营商进行对比，说的也是官本位的事。

如今，我们已经习惯了国内运营商的架势，以及各地高耸的通信大楼——有时候，我甚至想，从北京金融街上，到浙江杭州市，从青岛崂山区，到太湖边东山镇，将运营商中的任意一个的大楼折成资产，会有多少呢——当然，这些都可以算作国有资产，这样一来，也就是全民拥有的资产。

最近看到的一个新闻是，广东省通信公司和设备供应商合作，要防止商业腐败，这是个好消息。

只是，我们且不论反腐败的问题，而是来Sohu上的一个帖子：

这个帖子，说的是一个“很欠发达地区”市移动分公司的少数员工（即使领导，也是公司的员工）的待遇状况，而且只是2002年状况。

当然，我应当对表中涉及的所有人说声抱歉——在市场经济的前提下，对金钱的诉求，是所有上班族迫不得已的选择，包括我自己在内，毕竟，大家都是要养家糊口的人——我对这份表格的分析，是基于对运营商面向公众提供服务的质量，和收入是否合理的正常分析，不针对任何人，甚至不针对任何运营商，移动，只是偶然成为例子而已。

只是，如果我们记忆没有出错，那个时候，正是全球通信业低谷时期，互联网更是惨不忍睹的阶段。而且，我们不应该只看数据本身，也应当了解南宁当时的人均收入水平，以及当地的生活水平。

在这些基础之上，对这份“收入表”进行分析，我想，意义已经不大了。

那么，我们应该关注的重点，在何处呢？——不如从较远的行当去看看，说个其他的事情吧。

中国作家协会，应当是一个文人组织，相信这一点大家都是知道的。然而，在这套名称之外，有一个通常并不提及的“秩序”，就是作协本身也是一个部级单位。

这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就是作家即使不再写作，不再是真实的“作家”，只要是在协会中占据了一个位置，那么就可以不用动笔，就领到工资，或者“津贴”（另一种形式的工资）——这一种工资代表的是什么呢？是官收入。

文化本位，就如此被官本位取代了，很多真正的文人，反而被边缘化，原因也正在此处。

对这张表格中的部分人员来说，其实道理，或者说奥妙，也在此处，不用多清楚地解释了。

我认识一个朋友，是北京邮电大学通信专业毕业的，曾经在中国网通某个省市分公司上班，后来就辞职了，如今开始搞一个鲜花网站。

打电话说的时候，问他为什么，告诉我说，因为直接领导比他收入高太多，多到成为他的双倍还拐弯，而薪水高的原因，据他说，并不是因为领导的技术底子多么令他信服，而是比他能喝酒。“网通不要技术人才。”他如此说的——当然，我并不认同他的观点，因为我也认识网通其他技术专才，而且也工作得很好。只是，对于他的直接领导能喝酒的好处，我则是相信他的。

我知道，圈子里的一些朋友或许会觉得，我写这些，不过是无聊的举动，因为有些事情，虽然大家都明白，却不必说出来，就如同古时举子们应试时候的避讳，正因为知道某个字如何写，反而更应该写个大大的别字，以示自己的尊敬。

有机会接触了一些国际运营商的职业经理人，特别是稍微熟悉了之后，再看到他们的办公楼，觉得国际运营商有点可怜，甚至有些总部旁边，只有稍许便利店。

举个例子，中国联通西单总部，毫不夸张地说，在其内部拍个未来世纪的科幻电影，没有任何问题，太现代化了，如同太空舱；而日本KDDI的总部大楼，虽然高度也不错，但是所在地段、内部装修，以及开会的地方，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则是绝难相信的——更甚至于，KDDI负责3G网业务开发和设计的高级经理，即使是接待中国媒体，用心“装修”了之后，穿的那身西装，也还让人觉得有些寒酸。

再反过来看，2005年，亲眼见到山东济南卫通的一个副总经理，在中兴通讯大区销售经理的一路陪同之下，到了北京，也还一眼色迷迷的全无收敛，盯着美女记者不放松。如果我不是记者，而是街头混混，真想抽他丫的——当然，如果我不是记者，而是街头混混，也就不会见到那样子了。至于这个副总经理，我就不公开点名了，免得影响其家庭。

写到现在，我已经完全觉得，官本位的思维，很难再有所转变，而通信产业的市场化、运营商员工的真实职业经理人化，要真正建立起来，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希望我退休之前可以看得见，按照国家规定，还有37年，也不是太久。

关羽败走麦城、面对东吴孙权的劝降时候说，“玉可碎不可改其白，竹可焚不可损其节。”运营商只要还按照科、处、局、部的行政阶级，而不按照真正的员工、经理、总经理的业务阶级来行事，我们的电话费就永远交的有点冤枉。

这不是作为这个产业内的人的悲观之言，而是作为一个普通用户的无可奈何。

也正因为如此，在我装修新家之前，我毫不犹豫地将北京通信拉到我家的电话线埋在了水泥里——在我没有更好的业务和服务可以选择时，至少我可以选择不使用。

这很像另一种思维，天赋人权，在通信产业中，我愿意将这种权力理解为“沉默权”。

最后，以一句话，对这连续的几篇文章做一个总结，更准确地说，是为那些准备嘲笑我的人准备素材：愤青和人才之间，差距只是一步之遥，而和SB之间，连一步都没有。

不拿工资、不得好处，写下这些文字，并非由于我还有愤青的热情，只是想对2006年工作，做一个最为简单的总结；而从今往后，只会说通信业的好，或者不说而已了。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