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很多其他媒体记者类似，我和爱立信也有了好些年的接触，这段时间差不多就从思文凯就任爱立信CEO开始。

对思文凯的印象

爱立信市场绅士的竞争风格和与人为善的企业文化，不仅让媒体对其有好感，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媒体人的心态——至少我个人是如此的。在过去的6年多时间里，我和其他很多记者一道，多次采访过思文凯——闫跃龙在他的博文中，曾经提到过思文凯的心路历程，有很多次（其实是几乎每一次），我们是一道采访思文凯的。

我记得第一次思文凯面对中国媒体，是2003年11月份，那时候杨迈还在世。思文凯那时候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还很实在——因为刚刚从传统行业转过来的缘故，真的是有什么说什么。在回答爱立信的亏损问题时，思文凯的“诚实”让人印象深刻，他说，爱立信亏损的问题，在于爱立信的效率还不够高，而且更重要的是，有很多部门在职能上存在重复。

我最后一次采访思文凯，是2009年2月份，在青岛——老闫已经干起了“拉皮条的生意”，没有机会一起采访了，采访的时候孙杰贤就坐在我旁边。思文凯也已经很“油滑”了，在回答公司业务状况是，他说，公司还有很好的现金流，大约300亿人民币左右——很少有公司的领导人在谈现金流时，用人民币的，因为这样能让数字显得更多一些。

其他采访思文凯的地点也很多，北京、上海、广州、东京、斯德哥尔摩等等，不同的环境下，思文凯的状态也不同。记得在爱立信总部斯德哥尔摩采访他时，他显得很疲惫。我私下对陈晓林说，怎么好像倒时差的不是我们，而是他。陈晓林保持他一贯的笑容，以及一贯的少言寡语。

思文凯的成绩

有个网络媒体做了个专题，关于思文凯的离职，说思文凯的离职，是因为投资人对管理层的不满——这是一个典型的“蒙点击率”的报道。而这个专题的策划编辑，要么是对爱立信一窍不通，要么就是别有险恶用心。

文章引用了一个分析师的一段评说，“卫翰思的当选意味着爱立信董事会认为业务发展良好。由于卫翰思了解财务，投资者也会他的任命感到满意。”我只能说，这个分析师也是狗屁不通，既不了解卫翰思，也不了解爱立信的历史——估计这个分析师，也就是个刚入行的雏儿。

上周思文凯要走的消息出来之后，爱立信在斯德哥尔摩股市的股价没什么变化，每股还维持在76瑞典克朗左右，市值大概在310亿美元。2008年，爱立信的营业额约为270亿美元。思文凯2003年4月8日正式就职爱立信CEO的，爱立信股价已经降低到4瑞典克朗，年营业额只有120亿美元。股价没有变化，不是说思文凯的离开，对爱立信没有正面或负面的影响，而是思文凯治理了六年的爱立信，现在处于一个稳定的循环之中。

把企业做到这个地步，其实是不简单的。正如闫跃龙所言，思文凯这几年，老的很快。而且，思文凯从爱立信获得的报酬，也不是特别高。我看到的数字是，2008年思文凯从爱立信获得的报酬为2040万瑞典克朗，相当于160万英镑，260万美元左右。

对比一下，联想去年的销售额164亿美元，差不多是爱立信的一半，利润更是亏损2.26亿美元。而且，PC市场的利润率，和通信行业几乎是没得比的。但是联想前任CEO，连工作带离职补偿，高达1760万美元；杨元庆接任CEO，也有720万美元。联想在向香港证交所提交的报告中称，希望推行“正规、透明度高及以绩效为基础的薪酬政策。”

对比思文凯的薪水，联想的绩效基础如何确定的，看不太懂。

回过来说，思文凯从柯德川手中接过爱立信的时候，是饱受质疑的。那时候，包括我本人，都看不懂爱立信的做法；通信行业的人说话有时候挺恶毒的，当阿尔卡特和朗讯传闻要合并时，诺基亚的一个领导说，“两只羊加起来，很难成为一匹狼。”而思文凯到爱立信之后，竞争对手当时最常用、最通俗的揶揄是，“爱立信找了个锁匠来管电信企业了。”

在思文凯之前，爱立信习惯了内部提拔的做法。柯德川刚刚接过爱立信的时候，被称为“爱立信在移动系统领域最懂业务的人”，但柯德川将爱立信公司管的是一塌糊涂——这和他的才能关系不大，是他碰到了互联网的大泡泡，所以柯德川在面对媒体时，都自叹生不逢时，这个CEO当的时机不对。

柯德川为思文凯做了很多铺垫性的工作，例如和索尼的合资、大规模裁员等等，这都是思文凯上任后不久（大概是半年左右吧），爱立信重新回到赢利局面的理由之一。但思文凯对企业的管理才华，才是更重要的本质——他因此得到了一个“吝啬”的称呼，善意的说法是“吝啬高手”，有些人则直接说他是“吝啬鬼”。

如今，当价格称为电信行业竞争中很重要的因素的时候，尤其是华为、中兴迅速起来的时候，爱立信没有被打弱，而是稳住了市场，就已经很能说明思文凯的能力了。特别是对比看看ALU、NSN，以及倒掉的北电，爱立信的股东们，应该是不会不满意的。

思文凯的几次收购

这几年，电信行业不太好混。

中国军团的价格战很厉害。从“腰斩价”到“地板价”，再到“地狱价”，弄的个别国际厂商在公开场合说，华为这样搞，就没得玩了。

爱立信这个时候，还能做到挺含蓄的，确实不简单。在丢掉了泰国的单子之后，爱立信不像北美公司那样，小家子气地气急败坏，就点评了一句说，“华为这样做，改写了通信行业市场的游戏规则”。我第一次看到这句评论的时候，不禁笑了，爱立信的绅士风格，有时候还挺幽默的，连丢了单子之后也不愿改。

因为不好混，所以合并就开始了，大家都希望通过合并来瘦身、缩减成本，但很多时候结果并不像预想那样美好，合并之后，瘦身还没有开始，市场份额先缩了水。阿尔卡特和朗讯的合并如此，诺基亚西门子的合并也是如此。不过最近诺西抄底北电资产，还算个划算的生意。阿尔卡特和朗讯合并之后，中国市场比较特殊，后来阿朗又收购了北电UMTS部门。我和上海贝尔的朋友们开玩笑说，你们公司的新名字应该是“上海贝尔阿尔卡特朗讯中国北电UMTS”，大家听了都乐，结果后来新名字出来了，就剩下上海贝尔，其他的都消失了。

外界一直认为爱立信作为瑞典公司，在收购上过于保守，实际上并非如此。思文凯作为董事会和管理层都能参与的人，如果想要主导收购，还是有很大的话语空间的；而且思文凯在早前其实酷爱“收购游戏”，他在Assa Abloy集团掌权期间，大大小小的收购45次，使得公司股价翻了16倍，当然，这也成就了他的业绩和口碑。

这几年，爱立信也有收购，总体上，算是成功的，马可尼、Redback，都对爱立信业务有较好的补充。尤其对比其他公司的大手笔合并，思文凯的这种补充式收购，更显得精明。

马可尼的收购，至少给爱立信带来以下好处：首先是自己的产品线，在光领域直接进入到核心圈；其次是打击了竞争对手华为，让马可尼成为华为国际化收购中的一个经典失败案例；第三便是讨好了傲慢的英国人，这或多或少让更多英国人知道了，爱立信有个思文凯，他收购了英国曾经的巨无霸马可尼。

Redback的收购，使得爱立信的网络边缘和多媒体部署的力量加强了。对Redback的收购，完全颠覆了外界对思文凯只懂企业管理不懂电信的认知——所谓成功企业领导者，便是判断价值，包括收购的价值，思文凯这方面确实挺让人佩服的。

在我看来，只有两个瑕疵，是作为非通信行业出身的思文凯，所没有考虑到的：第一个是马可尼买贵了；第二个是没有在更早时间就收购Juniper——Juniper最初是爱立信发起成立的，如今在运营商核心路由上，比Cisco还吃香，爱立信放弃Juniper，带来的结果很可能是，它在固网方面的劣势，会进一步明显。

思文凯为何去BP

我写这篇文章，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要讨论这个问题：“思文凯为何去BP？”老实说，当前一些胡编乱造的文章，实在让人看了生气。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看一看，爱立信和BP有什么不同。最常规的行业差别就不用说了，因为早期思文凯同样是从另外一个领域跳到电信行业的。对于这样一个层次的管理者来说，行业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对业务的管理。

一些基本情况是：

爱立信2008年的营业额270亿美元，市值310亿美元。2008年全球500强中排名289位（中国电信刚好是288位），员工7.8万人。BP的情况如何呢？2008年BP的总收入为3670.53亿美元，全球500强中排名第四，员工9.2万人。

企业员工规模相当的企业，营业额和利润上，石油公司要比电信行业更加“暴利”。

选择这样一个地方养老，对思文凯来说，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当然，如果思文凯一定要说，他是去成就另一番事业的，我们也没有什么话说。在爱立信工作，或者说在电信行业当领导人，确实太累了，就见人满天飞、满地球跑，却不见人回家。

而且，以英国石油的规模和赢利状况，去做董事长而不是CEO，至少不会那么累人。据说思文凯也会部分涉及到企业管理中，现在他人还没有去，BP的CEO已经对他表示欢迎了。

BP的CEO挣的其实也比杨元庆挣的少。我看到的数据是，2008年，首席执行官Hayward的报酬总数为250.9万英镑，可转换期权为33.6万英镑（66136股），另外还有845319股在2010年之后可兑换。按照2008年的水平，甚至更多一些，思文凯在BP当董事长，能挣的钱不一定太多。现在的水平是，2008年，现任董事长Peter Sutherland的报酬是60万英镑，2007年则是51.7万英镑。（联想柳传志对比起来还行，2007年和2008年分别是64.6万美元、59.9万美元。）但思文凯并不缺钱，据说没有去爱立信之前，他的收入就已经是全瑞典国内排位第四的巨富了。思文凯有栋古老的别墅在一个小镇上，但自从做了爱立信的CEO之后，能到别墅享受生活的时间，几乎等于零。他还有豪华游艇，做了爱立信CEO之后，也没有时间去玩了。

而以57岁的年龄去BP，思文凯既能从容地以董事长的身份管理公司（并非具体业务，那是CEO的事），也能合理安排自己的时间，何乐而不为？

所以，说思文凯离开爱立信，是投资人不满意，纯粹胡扯。

作为职业经理人，或者说职业企业家，思文凯选择更大规模的公司，理所当然。爱立信在瑞典不算最大的公司，而BP的规模就不可同日而语了。除了前文我提到的，2008年BP的总收入为3670.53亿美元；另外一个数字，能看出BP对所有企业领导者的诱惑有多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GDP排名中，瑞典为4845.5亿美元（全球第22位）；而美国中央情报局出版的《世界概况》中，该数字为5129亿美元（全球第21位）。

这说明，BP的年营业额，较瑞典整个国家的年收入，比例在75％左右。去这样规模的企业做董事长、或者做CEO，都已经算是职业经理人的巅峰局面了。所以才会有英国媒体在报道时候，直接说的是：一个瑞典人，要来BP了。在英国人看来，瑞典还是小国。

爱立信的下一棒

我个人接触卫翰思并不是特别多，在这么多年的时间里，最多见过四五次面，正面采访，可能只有一两次。

卫翰思接到权杖的优势和原因，很明显：

1．  在爱立信呆的时间够久；

2．  在爱立信换的岗位够多，呆的国家也够多；

3．  从基层业务做起，一直做到高级副总裁，现在做接班人，合乎情理。

至于那个老外分析师说的“由于卫翰思了解财务，投资者也会他的任命感到满意”，纯属鬼扯。卫翰思一直以来，也是做业务的，后来是因为爱立信的首席财务官突然离职了，卫翰思才接替了他的位置，在这之前，卫翰思对财务的了解，估计也就在如何保持区域市场，或者业务部门不亏损上。

卫翰思做爱立信服务部门总经理时，电信服务部门的业绩相当不错——但我不认为，有些原因，不可忽视：

1．              当时爱立信看到电信服务的价值，并强力推动这块业务，上升到战略高度，并不惜为此重组整个公司业务，很多原先收入颇丰的业务，划归到了电信服务部门；

2．              运营商为了缩减成本、更快更好的部署业务，自己做已经不行了，所以电信服务市场规模就越来越大。我个人接触，朗讯是更早谈电信服务的，但做的最好的，还是爱立信。换句话说，爱立信的电信服务，碰到了好时候，就像柯德川当初碰到了不好的时候一样。

有几个大单子，应该说是让卫翰思在爱立信树立了个人的旗子，Telstra的全网升级就是其中之一。但对于领导爱立信这样一个大公司，尤其是在竞争如此激烈的情况下，领导爱立信，对抗华为的崛起威胁，卫翰思是否有足够的经验，还有待时间的考验。

思文凯在领导爱立信之前，就已经证明了自己；在领导爱立信之后，实现了升华。他的离去，对爱立信，其实是一种损失。

卫翰思，则将要通过爱立信来证明自己；现在的爱立信，并不是处于历史上的最佳时期，但也是几个好阶段之一，希望卫翰思在接过这一棒之后，能够让爱立信在接力赛中，也继续跑到很好。

经销商们因为诺基亚“窜货”处罚的过于严厉，但又无法否定自身窜货“有违商业规则”，于是捅出“诺基亚处罚款项不开票，涉嫌偷税漏税两亿元”的消息。

诚然，最先提出这个想法的老兄，值得佩服（不一定是敬佩）：成功地将地方经销商的利益诉求而不得，转变为诺基亚有可能涉嫌违法——如果证实是违法的，或者诺基亚担心违法，那么违法而得的罚款收入，诺基亚就很有可能返还给经销商，或者被执法机构强制返还或者没收，乃至追加高额罚款。

换言之，经销商确实是准备鱼死网破，而且从现在的情况看，部分达到了自己的目标：你诺基亚罚了我们的款，我也要至少让你惹身骚。

然而，诺基亚自然也不是省油的灯，整个应对过程，从危机公关的角度看，也是做到了足够专业：第一阶段，不予置评，因为此时此事风头正劲；第二阶段，发言人出面，逐条反驳，尤其是先将闹事的分销商，直接定性为“完全和诺基亚毫无关系，既无签约，也就无处罚之说”；第三阶段，直接由中国区老大邓元鋆出面，澄清中国区管理无问题、缴税无问题。

于是接下来的发展，基本就可以看清了：全国各地数百家诺基亚手机销售商，基本上将以完败收场。

上面这段文字的主旨，并非想要说明谁对谁错，而是想要探讨另外一个问题：中国对外资企业的管理和优待，是否到了该修改游戏规则的阶段了？

最近我国政府九大部委联合发布的文件，要求政府在4万亿人民币的经济刺激投资项目中优先购买中国产品。这个倡议或者说指导意见，其实是借鉴、学习了美国的先进经验：美国国会将“购买美国货”条款陪绑在7890亿美元的刺激方案中。

但中国的文件一出，欧美企业界、政界，却对此大为抨击，尤其是美国政府，完全两张脸皮而不害臊：一面以国会议案的方式，将购买美国货陪绑在经济投入中，一面又来抨击中国政府提出的“优先购买国货”的倡议。

其实专家对此已经有了另外一番解读：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商业教授杨家文博士就表示，中国政府的此举绝不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只不过是摘掉了在华外企的“优惠帽子”。“中国的问题在于，外企总体上得到了很多优惠政策，而本土企业没有这样平等的对待。”这位经济学家客观地点评了外企在华的优势地位。

这其实才是很多问题的根本所在，尤其是随着中国经济已经发展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之后，对外资企业的“过多优惠政策”，其实已经使得整体经济发展上“动力和阻力并存”。

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大量引入外资而导致的最大问题是，使得包括诺基亚在内的大量外资企业获得了更多的优惠政策。除了国家规定的优惠政策，各地方为了增加吸引国外投资，还增加了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

各地的优惠政策，难以详细枚举。以诺基亚为例，仅以国家优惠政策来分析，就可以看出，外资企业在华享受的“非一般的尊贵待遇”，而这些待遇，其实对国内企业而言是有失公平的。

以下是诺基亚不用费什么心思，就可以享有的来自国家层面的优惠、优待：

1．             最常规的“两免三减半”，就不用提了——这样的好处，我想所有的外企都不会放弃的，诺基亚也是如此。

2．             和其他电信设备、手机终端商略微有差别的是，诺基亚在中国的公司，均纳入在诺基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之下。换言之，诺基亚从法律意义上，扮演的是一个贸易投资公司的角色，而非其一贯强调的设备商。设备商，其实还是落实到其“完全控股”的、分散在中国各地的公司中。如此一来，诺基亚将享受“再投资退税”优惠：按照一般比例，就可以退还40%，如果投资的是出口企业或者先进技术企业，再投资部分企业税款全退。

3．             诺基亚在华投资企业（其实就是各地所设工厂），视同国外投资，再享受投资退税优惠。

4．             本地采购，“其购买国产设备投资的40%可从购置设备当年比前一年新增的企业所得税中抵免。”

5．             从2000年起，对集成电路产品，17%的增值税中，超过6%的部分，“即征即退”。

6．             外国投资者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利润，免征所得税。

7．             当年企业出口产品产值达到当年企业产品产值５０％以上的，免征地方所得税。

8．             凡先进技术企业免征地方所得税期满后，再免征地方所得税三年。

9．             外商投资举办的先进技术企业，依照税法规定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期满后仍为先进技术企业的，可以按照税法规定的税率延长三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诺基亚同样符合。

笔者所罗列的，还不全面，而地方上给予的优惠和优待，一直以来较国家政策更是而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这么多优惠政策下，诺基亚应该是完全没有必要偷税漏税——如果有的话，只能意味着诺基亚太无法无天了。

笔者想要提醒的是，在优待优惠外企的同时，如何强化管理和控制，让外企尊重并执行中国在企业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是远比一些国内小商户闹事更为重要的事情。而另一方面，相关的工商、执法机构，也应该客观、公正地帮助小商户，维护弱势群体的合理利益，，避免“店大欺客”事件的出现。

今天早上一上班看到的新闻：一个香港演员汤镇业，建议广东实行手机实名制，广东通管局还答复了，说“工业和信息化部已

会同公安部、国务院新闻办等有关部门联合制定手机实名登记制度的法律规范,正在等待国务院审批。”

汤镇业能提这个提案的原因在于：他是广东省政协委员。但我看了这个新闻，真的很想骂人：NMMD怎么不去要求香港政府这么

做？！——是因为知道会被香港百姓骂的狗血喷头吧。

诚然，作为一个普通小老百姓，我们也对“垃圾短信”、“色情短信”、“诈骗短信”等等，深恶痛绝。但是我相信，治理和

根绝这些通信恶瘤的方式，绝不是实名制所能解决的——换言之，即便你有实名制，在中国通过购买身份证号乃至购买身份证

使用权，办理各种业务的情况还少吗？而且，只要三大运营商还希望更多的用户，手机实名制在中小城市必然还是会形同虚设

。

不知工信部、公安部是怎么想的，提出手机实名制草案的官员们，建议你们去学习一下我国《宪法》第二十七条和第四十条，

前一个呢是要你们倾听百姓意见，后一个则是要你们办事别那么不靠谱。

第二十七条 一切国家机关实行精简的原则，实行工作责任制，实行工作人员的培训和考核制度，不断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

率，反对官僚主义。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

，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

第四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

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为了打击和防范一小辍犯罪份子，而要将整个中国百姓置于防范之下，这种思路在宪法上是过不去的——因此，我相信，只要

温总理还在国务院，这个乱民生、违民意的法规，就不会获得通过。

可能有人会说：笔者你是不是也是垃圾短信的一分子啊，要不你干吗跳出来嚷嚷？

我的回答是如此的：垃圾短信，对我造成的，很大程度上只是骚扰；但实名制，是对包括我在内的所有百姓的权利侵犯——尽

管我现在使用的是实名的全球通业务，但基于业务类型的信息掌握和基于侵犯民权的信息掌握，完全是两回事。

那些说“你心里没鬼就不怕查、你守法就应该赞成手机实名制”的人，肯定不是站在民生的立场上的。现在的情形，就类似于

公安局办案不力，于是希望挨家挨户地去搜，但是又怕老白姓不愿意，申请那么多检察院或法院的搜查许可令，又太麻烦，于

是干脆说，我们制定一部法律法规吧，规定我们可以任意进出民居。

手机实名制是个馊主意；即便搞了，最终的结果，也不过是“偷窥天下百姓、盗贼逍遥依旧”的局面。

换句话说，身为百姓，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监听或者监视，是不得已；但要明目张胆地站到我们面前说，“我就要侵犯

你的权利，你能把我怎么着？”我想：我还是该大喊一声，“中央一直说民生，州官为何还放火？！”

4月29日的新闻《龙芯电脑获得1万台政府采购订单》，让人看了之后，不由为中国自主技术能够规模化应用感到欣慰。但欣慰之后，笔者不禁想到另外一个似乎更为严肃的话题：常熟市政府，如此大规模地采购1万台电脑，意欲何为？

很明显，作为“龙芯电脑”的第一个大单，来自常熟政府采购的橄榄枝，无疑会是一个 明显的引导信号。“常熟市第一单，也是江苏省、全国政府首购的第一单”，尽管看上去气势恢宏、后劲绵绵，“用于当地中小学数字学堂的建设”这一理由，也冠 冕堂皇、理直气壮，但一个简单的算法，便可将艳丽光环和职权滥用打的支离破碎、无以遮羞。

常熟市，其实不过是个县级市，辖区范围仅有10个（乡）镇，以及一个“虞山林场”。根据常熟教育局网站的信息，该市（县）建制中小学116所。

江苏经济相对发达，虽然大部分小学（除了地市级重点学校）到目前为止没有成型的电化教室，但几乎所有的中学，已经建立了电化教室。按照这个基本情况，常熟市9所高中、3所职业学校、30多所初级中学是已经拥有了所谓的“数字学堂”的，至多仅是71所小学（已经包含了村小学）需要配备计算机。即便假设初级中学没有电化教室，那么也仅有100所学校需要配备计算机。

如此计算，具体的情况已经很清晰了：平均每所学校将因此而配备100台“龙芯”计算机——假象一下，一个村小学，或者一个镇小学，配备100台计算机，是多么可笑的一种“数字化超前行为”？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个因素，就是这次政府采购的另一个主角：江苏龙芯梦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在江苏梦兰集团公司的下属企业中，并没有“江苏龙芯梦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只有 “江苏中科梦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姑且不论哪一个名称（一个企业多个牌子的情形在中国也确实非常普遍），但是该公司总部设在常熟，是个确切的事实。而根 据该公司的网站介绍：江苏中科梦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由江苏梦兰集团、中科院、苏州中科集成电路设计中心联合组建的一家中外合资的IT企业，是龙芯项目指定的生产及推广企业。（对于三家中国公司联合组建公司，怎么就成了“中外合资”企业，难以理解。）

由此解读，所谓的“龙芯电脑获得1万台政府采购订单”这一事件，其本质不过是说，常熟市政府，通过政府采购的方式，向本地的梦兰集团，采购了1万台电脑，最终却是每个小学或者初级中学分配100台进行使用。

假想一下，当一个小学的200名左右的小学生，面对着100台电脑的时候，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因此而傻眼？

无论从中央到地方，支持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创新的技术和应用，都是完全正确的事， 各级政府也好、媒体也好，乃至所有中国人，都应该欢欣鼓舞。但想常熟市这样的鼓励和推动的做法，明显带有铺张浪费的性质，甚至是滥用“采购职权”的极端做 法，最终结果还是让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来买单，往更远了说，还是老百姓的钱来买单，以成就三个中国企业联合组建的“中外合资”企业的商业收入。

此前，江苏梦兰龙芯产业化基地研发中心的吴少刚博士曾对媒体称，龙芯计算机价格在1000元左右，此次政府采购的价格究竟是多少？并且，即便价格真的不高，常熟市政府为此花销的资金，至少也要高达1000万以上，即便属于全国范围内都较为发达的县级市，常熟市政府动辄花费1000万乃至更高的资金，购置让小学校长都会觉得“太多了”的电脑，是否过于铺张浪费？

现在又有新的消息出来说，江苏将会推动全省范围内，采购15万台龙芯电脑，并且将这一采购定调冠以所谓的“支持国货不必墨守成规”的言论，笔者看来，这一言论不仅毫无责任感，而且更有“置天下百姓于傻瓜境地”的恶毒。

我们需要支持龙芯，但我们决不应允许打着“支持龙芯”的幌子，挥霍财政的做法——而且从本质上说，这种做法在长远上看，绝不会给龙芯带来好处，只能带来坏处。

更不能让孩子们长大了之后回忆说，“我上小学用龙芯，其实多数在闲置。”

该篇文章是发表在Chinabyte.com（比特网）的“比特三家村”栏目中的最新评论。

欢迎各位访问比特网，查看更多“三家村”评论。

    按照最传统的中国谚语，来自中国深圳的华为科技，这次不再是让对手“两股战战、几欲奔走”的战狼，而沦落到“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的境地了——以华为的特点和个性，遇到兵还不是最糟糕的，糟糕的是这次华为再次遭遇政治流氓的嘴脸了。

　　作为一个平头百姓，通常还是少接触到“政治”为好，甚至于，在日常的工作中，键盘上也尽量不敲击出这两个字。然而今日，用鲁迅先生的话说，“我已经出离愤怒了”：为何中国公司做点生意，竟然这么难?!

　　Alex Allan——英国联合情报委员会主席，这个对个人信息保密没有头脑的人，按照英国媒体的说法，在一个所谓的内部会议上大放厥词说，华为和英国电信(BT)的合作，让华为有了切断英国电力、食品和水供给等关键业务的能力。

英国联合情报委员会主席Alex Allan再抛中国科技威胁论

　　身为一个国家情报系统领军人，却在开放的互联网上建个人网站(www.whitegum.com)，并将曾经担任首相秘书、在唐宁街10号和海外外交官的详细工作啰里啰嗦地贴在网站上——就这么一个不靠谱的人，竟来谈国家的保密工作，岂不可笑?Alex Allan这番小丑行径无疑暴露了其心态——他是不是还天真的以为，自己活在1840年的大不列颠?

Alex Allan在互联网上大曝工作和生活私密信息

　　按照Alex Allan的表述，BT最应该把订单抛给英国的电信设备供应商和系统集成商。不过很可惜，英国电信设备商连全球前都十进不了，唯一能够有点模样的马可尼，还卖给了爱立信(华为也曾经想过购买马可尼，英国政府因为同样的意识形态问题选择了爱立信)。

　　按照Alex Allan的逻辑，我们是否有理由担心，壳牌润滑油(英国)可能在未来某一天导致中国采用其产品的汽车突然抛锚?微软操作系统(美国)可能在未来某一天导 致中国所有采用其OS的机器无法启动或工作，甚至自动向美国军方或情报机构回传机密信息?宝洁公司（美国）可能在未来某天接到美国白宫电话，就向中国民众提供有毒 产品?

　　笔者这样说，并不表示本人就持这样的观点，只是为了让人看清，这些所谓对国家安全关注的政客们，是多么的可笑。

　　ICT领域的“中国威胁论”，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不用细细调查，随便举出几个例子，就能轻易看到一个个流氓式政客，为了自己的选票和位置，而拼命扭动、上串下跳的嘴脸。

　　当香港和黄要收购美国环球电讯时，美国政府反对的理由如下：一名五角大楼的高层官员曾这样质问，“假如北京政府致电李嘉诚，吩咐他立即关掉环环电讯所有网络，他能否拒绝呢?”——如果白宫要求波音公司给中国交付的飞机都不装轮子，波音公司能否拒绝呢?关键是，白宫会不会这样“抽风”呢?

　　当中国的联想要收购IBM个人PC业务时，美国的三位众议员邓肯·亨特(加利福尼亚州)、亨利·海德(伊利诺伊州)、唐·曼祖洛(伊利诺伊州)要求开放投资和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秘密调查该交易，他们无中生有的理由是，“考虑到所谓私人企业与他们政府之间的关系，我们相信延长对这笔交易的审查期限是符合公众利益的。”如果我们说，考虑到微软愿意、并且已经向美国政府提供用户搜索记录，是否其他国家从公众利益的角度考虑，应该彻底封杀微软?!——而这，才是实实在在的有证据支持的，因为司法部都明确表示说，他们要了，而且微软给了。

要求调查联想和IBM交易的国会议员邓肯·亨特(Duncan L. Hunter)

要求调查联想和IBM交易的国会议员亨利·海德(Henry J.Hyde)

　　其实美国政客也好、英国政客也好，所有的安全要素都是借口。IBM说，个人PC业务确实亏损，联想的出价确实高，政客一看赚了，扭捏一番也就批准了。3Com说，和华为合资，确实是会赚钱的，政客一看赚了，也就对思科和华为的官司睁一眼闭一眼，让华为3Com成立了。

　　其实Alex Allan的观点，和前不久华为失标Verizon的理由很类似。Verizon首席技术官Dick Lynch甚至都懒得找一个更好的理由，直接说华为的单子丢掉，是因为“文化的适应”——翻译过来，几乎类似于，我们不喜欢你。

　　关键是，Verizon是客户、是上帝，即便无厘头，我们也认了，你Alex Allan按照中国话说，不过是个公务员，而且自己还那么爱在互联网上做秀，现在跳出来兜售“华为威胁论”，还拉上BT一道陪绑，将电力、食品和水供给一道算上，BT真有这么大的控制能力?你们的电力部门、食品部门和水供应部门，都是吃干饭的?

　　500亿美元的全球大骗局在美国也露怯了、老祖宗从中国偷来的东西在法国也明着卖了、用政府津贴供老公看色情片的英国内政大臣也有了，又有什么资格来兜售中国问题论和中国高科技问题论?!

　　就连上面提到的三个美国众议员，也是有一个乱搞婚外情(亨利·海德，Henry J. Hyde)，回头就说自己“是自己当年太年轻，所以不谨慎(a youthful indiscretion)。”一个(邓肯·亨特，Duncan L. Hunter)一直赖在位置上长达14届(28年)，临了退休前还先送儿子到军队混混资历，然后直接接班继续当众议员。

　　其实华为也好，外交部也好，没有必要就Alex Allan以及Alex Allan们的忸怩作态，做任何的置评的。

　　——可惜，估计Alex Allan看不懂中文，要是你能看得懂，希望你借此机会，好好反省。或者你干脆要求你们首相将你们英国的企业，例如汇丰银行、联合利华等等，都叫回英伦小 岛上去吧，和你所不放心的一样，把他们放在中国，你们也不放心啊，就算你们放心，我们还不放心呢——如果他们出卖我们中国用户的数据怎么办?卖有毒的牙膏 和肥皂给我们怎么办?

　　最后奉劝一句是，Alex Allan以及Alex Allan们，在没有搞清楚程控交换机的工作原理之前，不要在说傻瓜一样的话了，说白了，如果你们不信任我们，那我们又凭什么那么友善地相信你们?!(全文完)

昨日，看到一篇博文，谈论的是iPhone入华的问题，文章强调iPhone入华是个市场经济行为。我不敢说，该篇文章有替iPhone吹捧之嫌，但其中部分观点，终究不敢苟同。在文章后跟了句点评之后，再度被回复，就忽然被强摁在了“用国外的东西就是卖国”的牵强观点上，一时不平。

该文章提到说，“第一、iphone具有无可比拟的价值优势。”“第二、iphone的盈利模式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第三、iphone不是一个掠夺者，而是一个传道士。”原文还提到一下一句：“自古以来，侵略者都是被痛斥的对象，远的有鸦片战争，近的有美伊战争或者以色列入侵巴勒斯坦地区。但这些侵略行为无一有好的下场，当然指的是侵略者。”

我的点评原文如下：

“自古以来，侵略者都是被痛斥的对象，远的有鸦片战争，近的有美伊战争或者以色列入侵巴勒斯坦地区。但这些侵略行为无一有好的下场，当然指的是侵略者。”

美国入侵伊拉克，虽然死了人——战争总是要死人的——但是得到了世界10%的石油储备；以色列入侵巴勒斯坦，得到了一个国家：以色列自身，以及犹太人对穆斯林人的精神威慑。

因此，这句话不太适用啊。

iPhone在中国是否成功，不一定，但是对于中国运营商而言，不管是联通还是移动，输掉已经是必然了。

因此，恕我直言，楼主的观点我完全不认同。

文章博主 思睿（李志成） 的的回复，还是比较坦诚的，如下：

为什么说运营商输掉呢，详细阐述一下？另外关于侵略者的那个东西你一定不要以为得到了物质就是胜利了哦，得民心者得天下，历史的河流长着呢。

但是另外一个评论，来自刘权，就让人难以接受了，如下：

如果你用的正是iPhone，你还要说，你什么人呢？如果你用过iPhone，现在不用了，那你现在说，你又是什么样的人呢？如果你没用过iPhone，你这样说，你就错了，你没用过，你就没有感受，你变为用国外的东西就是卖国，但你真的没用过外国的东西吗？所以你的观点我不认同。

个人认为：用市场经济或者自由经济的糖衣，包裹上iPhone入华的不利本质，是有问题的。并且，全球化经济下，爱国与否，和用什么产品、买哪国的产品，联系并不紧密，爱国应该属于个人主观意识的范畴。

动辄以爱国与否来压人，更是一种狭隘的思维境界。

为了简明地解释一下，为何联通引入iPhone，会导致移动、联通双输，我在比特网（Chinabyte）写了一篇评论，全文如下：

联通移动鹬蚌相争 苹果iPhone渔翁得利

中国联通的迅速入局，让中国移动和美国苹果公司就iPhone入华谈判的平衡一下子被打破了。

近几天来，中国联通上海分公司（即“上海联通”）频频发出各种暗示信号，本质不过一个：iPhone要抢在中国移动之前，在中国联通开卖了，而且最有可能是从上海开始。而当媒体蜂拥而至时，上海联通又一副欲说还休的忸怩表情。

对于中国联通来说，在低调建设WCDMA网的过程中，利用iPhone作为市场声音的噱头，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其背后的点子公司，在时间选择、表现方式、舆论扩散方式和方向上，都弄的不错。但可惜的是，策划创意公司是不会对中国联通的整体战略负责的，也不会替中国联通去考虑整体成本的问题。

不过话说回来，中国联通或许根本没有太在意引入iPhone所将付出的成本问题。以强大的阵容赴美进行谈判，更多的还是体现中国联通在引入iPhone上比中国移动更具诚意。

苹果公司这下子真是“红色卫星飞上天，革命人们尽欢颜”了。原来正担心中国移动借着在中国的“地头蛇”优势压制住自己入中国的渴望呢，结果中国运营商阵营再度窝里反，联通伸出个橄榄枝来。不仅嫩绿，而且粗壮，这样的橄榄枝，谁会拒绝？

原先中国移动提出的几点要求，拿捏到位，让苹果公司进退两难：退吧，舍不得中国这个大金矿。13亿人口的潜在消费力，年均8%的GDP增长，中国市场已经不再是1980年的消化实力了，说一句“得中国者得全球，失中国者失天下”，一点都不过份。进吧，中国移动说了：我的地盘，我做主，你得先给我GSM的iPhone，再给我TD-SCDMA的iPhone，在线商店在中国就不要开了，用我的吧。苹果iPhone你既然要卖手机到中国来，就老老实实地做个终端商，别整天既得陇又望蜀的，其他的就甭惦记了。

如果联通和移动在iPhone问题上，不是像今天这样急赤白脸地争，而是能够联合起来，结果将会如何？其实答案在战国时代就已经给出了。

赵且伐燕，苏代为燕谓惠王曰：“今者臣来，过易水，蚌方出曝，而鹬啄其肉，蚌合而莫过其喙。鹬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谓鹬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鹬！’两者不肯相舍。渔者得而并擒之。今赵且伐燕，燕赵久相支，以弊大众。臣恐强秦之为渔父也。故愿王熟计之也。”惠王曰：“ 善！”乃止。（《战国策·燕策》）

假如中国联通和中国移动都是聪明人，就应该学学赵惠王，“乃至。”如果我们中国的运营商能够齐心，苹果的要价，自然会降低，甚至一降再降。原因何在？

首先，苹果在中国自建iPhone渠道，既需时间、又需投入。和苹果公司的电脑不同在于，在中国销售手机，需要强大的渠道体系，并且就苹果iPhone的定位和定价来说，除了一级城市和二级省会城市之外，几乎不存在任何市场空间。如果要在中国的大型城市发展渠道，成本是多少？相信苹果公司自己算算账，就会放弃了。

其次，中国联通和中国移动如果能够“统一思想、坚定信心”，就能够通过压低苹果iPhone的入华条件，给最终用户带来实惠，同时也能给自己添加更多的政治和经济筹码，何乐而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