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重组后时代：隐性垄断的开始（2）

在开始第二小节之前，对部分过客留言进行一下回答：

1.              我不是什么专家，也就是通信相关行业（请注意，是相关而已，并不在其中）的一个普通从业人员，至多是个能挤出点时间发个帖子的人。

2.              文章是写的糙了点、乱了点，有些地方语焉不详——因为既不是发表来用的，也不是拿了钱的枪手文，差不多就行了。至于语焉不详，有时候是没有办法的，说太详细了，保不齐会有人多心起来，从深巷里窜出，摆出一张67年的脸来搞大批判。

3.              第二个留言者说，是否可以拿个方案出来讨论讨论——给个方案固然超出个人的能力，但是简要说说想法还是可以的（而且，现在施行的方案，不也极有可能是用砖头拍脑袋拍出来的吗？）：

首先，电信改革绝不等同于电信重组，无论第二次重组，还是现在的第三次重组，都是电信革命——而电信改革不是革命。大家可以想一想，为何中国没有《电信法》？我以前也曾经想过这个问题，现在我不考虑这个问题了。

其次，是否存在垄断，在中国，和有几家运营商没有什么关系。

第三，可以想想当初美国拆分AT&T的失败——拆了的结果不是有了好的竞争环境，而是出现了新的大问题。

第四，无论是为了保护百姓日常利益，还是为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都有更好的方式，可以引入民营资本（为何不做？）；可以促成中国移动发展成为类似于日本NTT DoCoMo的全球强势运营商（为何反其道而行之？）。

可以将电信基础和电信业务划分开来，前者重在保值，后者重在增值，转变为一个电信基础运营商，多个业务运营商，由后者向前者租用基础网（不包括接入网），让大家在业务创建上竞争而不是在圈地上竞争。

中国移动就因为业务创新而一路领先，和移动与否有关系，但不是根本，根本在于是否有创新思维和创新力，这就是为何中国联通不如中国电信的原因。

如果拆分中国联通可以实现，那么将所有运营商的基础网络剥离，并在此基础上成立新的、面向全部运营商提供服务的基础网络运营商，也不是更难办的事情。

既然在中国，一个运营商向另一个运营商租用网络通道，甚至进入对方网络都是困难的（例如1994年天津的中国联通、例如中国IDC中习以为常却是可笑的“双线”），那么由一个运营商向所有业务运营商提供通道，是可行的（当然，要限定这个运营商只提供通道）。

4.              至于其他的，在随后的章节当中，我会继续说明，但观点还是不变：电信重组的结果，仍然是垄断，而且不是日本式的前进式的垄断，而是倒退式的垄断——甚至进步技术的采用，并不能遮盖这种倒退。

（二）全业务竞争是幌子，TD可成亦可败

在谈所谓全业务竞争不过是运营商集体垄断的幌子之前，必先谈谈3G牌照。原因很简单，几乎所有的媒体文章都将电信行业的很多东西和3G牌照挂钩：

——电信拆分了，就认定快要给3G牌照了（当然，不排除有这个可能）。

——TD大规模试验了，就认定一定快给3G牌照了（不知这种观点如何形成的）。

——还有一种观点更天真：没有原因，就认为，中国必须要上3G了，否则国外都4G了，我们来不及了。

出现这些论调的原因何在？

答案有两个：

1.              观点过于天真——相当部分的媒体从业人员，包括我自己，都曾经被忽悠的认为，中国再不赶上国外，再不上3G，就不得了了，事实上如何呢？我们的生活并没有受到那么大的影响，国外的3G主要还是用来打电话，并没有在手机上开出花来。

2.              无他，惟利益尔——这个利益，更多的是厂商们的利益。

我不赞成“支持同时上三种3G”就是卖国论，至少现在不赞成——中国厂商的崛起，已经不再需要太多的说辞来证明了，一个对比是，2008年，华为的营业额目标是240亿美元，2007年，爱立信的营业额在294亿美元左右——尽管两者的细分领域有所差别，但是大家都是在电信运营商那里做乙方，这一相同点就足够说明问题了。考虑到两者的价格对比，2008年爱立信和华为在出货端口数上、基站数上至少可以做到一半一半。

在这样的前提下，再像2003年那样，谈什么卖国论，就有点可笑了。

既然2003年喊得最凶的时候，中国都没有发牌照（这一点，政府非常英明），那么在2008年，又有什么理由一定要发牌照（如果发了，政府就是又糊涂了）？

对于运营商们而言，最重要的是有做所有业务类型的权利，而不是做所有类型业务的欲望——说白了，大家都觉得做移动业务来钱快，电信、网通，都想做移动，至于是2G、2.5G，还是3G，4G，还真的不是很在意。

还是联通的态度较好，做G网愿意、做C网也行，现在让它合并了做固定网，也还愿意——联通一直想扮演“竞争环境缔造者”的主角，可惜演技不怎么行，而且联通做事也不够爽快，四大运营商里面，就属它合同款子拖的厉害，以至于有个别厂商对联通的商业原则已经下降到“款到发货”了——这哪里还是电信行业里做生意啊。

其次付款慢的是网通，现在两者一合并，结果可想而知。

全业务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新一轮的重复建设又要开始了——重复建设，都快成了运营商最喜欢干的事情了。不禁让我再次想起曾经和某电信经济学家聊天，说到高兴处，他一拍我的肩膀，几乎喊了一句，“我就不信有哪个运营商的总工能够知道北京地下部布了多少张城域网。”

现在全业务是有了，至于“全业务竞争”，那解释起来，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我个人还是偏向于从实际发生的事情找经验：南北分拆之后，说要竞争，要相互进入，结果相互都进入不了，最后搞一个相互不进入协议。

换言之，我根本不相信真的会在家里有了三根线、分别写着移动、电信、联网（或者一根线，在小区机房里有三个插口），让我爱插哪个插哪个——全业务有了，竞争是不行的。有人或许会说，全业务竞争更多是在企业用户那里，那儿利润也多——这也许是对的，但从现在的市场格局看，想要明显改变现在的占有率，不是那么容易，至少移动、电信都不太容易输。

其实，说来说去，就一句话，允许竞争的表象，但决不允许竞争的发生——从一个口袋掏到另一个口袋，没什么要紧，但是如果钱从口袋里掉了，国资委是会不高兴的，国资委不高兴，运营商是谁掉了钱，谁的日子就不好过。

至于TD可成亦可败。原本有一大肚子的话要说——结果今天下午突然看到网上有文章写，部长已经发话，TD绝对不允许失败，所有的话都又憋回去了——写写BLOG玩玩可以，为了写BLOG而置自身安危于事外，那就大大的不划算了。

但我还是忍不住要多说一句：既然部长已经定了调子，我也相信TD在中国会成功的，将来它还有可能在非、拉继续成功——商业上的成功不太乐观，政治上的成功则是必然。

对此，个人非常乐观。

于是，我不禁又杞人忧天另外一件事了：如果政府真的免费给运营商3G牌照（不管什么时候），那麻烦可就大了。

（未完，待续）

电信重组的“新闻热浪”终于过去了。在消息宣布的当天，有编辑约我写点东西，我说，没有写的必要了，因为此前——当我还在老东家《计算机世界》工作的时候，就完整地写过相关的文章。

当时，由于“政治任务”的需要，要为TD-SCDMA摇旗呐喊，有关电信重组的猜想部分，必须为TD-SCDMA文章让路，后来有一部分放到了网站上，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见《计算机世界》2007年第8期的封面报道《TD太累！》一文，以及围绕该文章组织的网络专题《TD-SCDMA：活得太累！》。

在网站上，我罗列了两个表格，对中国联通分拆前后、联通网通合并的情况，做了个简易的对比。需要说明的是，这两张表格，参照的数据，是2007年2月以前的相关数据。

这两天，一些电信重组“后时代”的消息逐渐浮出水面，但总体而言，消息无外乎以下三个方面：

1.       中国移动积极发展TD-SCDMA，友好测试规模再度扩大。

2.       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在C网价格和价值上，存在分歧——毫无疑问，在政策部门直接干预下，计划经济时代的“政府定价”，扳倒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下的市场经济理论。

3.       人事问题。

考虑到这些热点话题有可能偏离了此次电信重组所带来的本质变化，有些话不说，似乎如鲠在喉，不言不快，是以在放弃博客评论近半年之后，再次更新。

为了比较清楚地阐述“隐性垄断的开始”这一观点，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逐一分析：

1.       第三次电信重组，为何仍然是个大失败？

2.       全业务经营，和3G牌照发放之间，还有多长的距离？

3.       下一阶段各个运营商的钱，会花在何处？

4.       假三足鼎立，打破垄断为何不成立？

在文章当中，有可能会引用一些专家、媒体的观点和相关数据。

（一）重组大失败效果将逐步显现

有关电信重组是个大失败的观点，在刚刚宣布重组结果时，诸多专家都大声疾呼了——如果说曾经阚凯力教授对多种电信格局的判断，不被其他“主流”专家所认同，那么此次电信重组消息一出，大部分专家还是意识到，如果再说假话，显然有点过于自欺欺人了。

如果说这两次（特别是第二次）电信重组带来了什么好处，那就是将电信运营商赤裸裸的业务垄断，转化为地域垄断——以至于因此发生的一些可笑甚至严重违反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等等一大堆法律）的事情，例如南北运营商的互不进入协议、月租费的定义、消费者服务质量和收费标准的不对称等等。

有一些优秀的律师告过，没用，还有一些勇敢的消费者声讨过，也没用。更有甚者，福建有个“优秀消费者权益代表”（相关部门给颁了奖的）提起诉讼，最后在咖啡厅里和运营商代表见了面、聊了天之后，竟然置“代表”该做的代表责任而不顾，被收买了。

除此之外，这两次电信重组带来的另一个有利结果，就是运营商资产大幅上升、盈利大幅上升、闲散人员大量上升，诸如此类。

竞争有吗？——有。

在县一级，出现了运营商工作人员之间，为了业务不惜血溅街头，上演内地版古惑仔，或者可以叫“猛龙过江”？

诸如此类的例子有很多。第一次、第二次电信重组的各种观点，以及这两次失败重组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不需要再多说了。

但是有个奇怪的现象是，现在继续在说第三次电信重组是个大失败的专家们，去哪儿了呢？出现这个局面，原因只可能有两种：

1.              专家们看到反对毫无意义，所以沉默——这其实也是一个惯例。2007年资费调整，还搞了个形式，走了个过场，开了听证会，资费标准不降反升，现在索性连听证会、咨询会等等一概取消了，专家们不被重视了，又何必再出声音？

2.              专家们回到了清醒状态，重新由理论践行者落回到行政体制的框框里，正为当时发出反对的声音而后悔呢——有可能肠子都悔清了，又怎么会再出声音？

不过话说回来，对于铁板钉钉的结果，说铁钉不应该或者铁板有问题，都毫无意义了。

接下来，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继续做一个看客——鲁迅说他讨厌看客，这一点包括我个人在内的大部分人都明白，但是没办法。

从人事的角度看，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说，《中国联通名为分网实为分人》，其实运营商仍然是穿着市场的衣服、坐着行政的椅子——这一次重组之后，三大运营商高管层齐刷刷，各自11人，刚好一只足球队——至于是否能比中国国家足球队更好一些，就不得而知了。

从业务的角度看，全业务是有了，是否就会发3G牌照？是否会是按照现有网络构成去发？我看未必——我非常同意李进良教授的观点，先发展好TD-SCDMA（尽管我曾说过，TD-SCDMA的进展非常让人失望）比什么都重要。

但是发展TD-SCDMA以如此的电信重组为代价，那么得到的利益，甚至不足以填补因为这次重组而导致的隐性经济损失。中国铁通在开会的时候，限定的三个不能做，反过来解读，恰恰就是“搞位置、搞票子、搞关系”——铁通尚且有此担忧，大运营商之间的合并，这样的问题有多少，以后会慢慢付出水面的。

如果这些都不足以证明此次重组是“失败的典范”，那么接下来数年当中将要发生的全国范围“基础网络重复大建设、重复大投资”，才是在热闹的新闻当中，不断对此次重组效果的最佳注脚。（未完，待续。）

尽管《狼战》一开头就提到了“本故事纯属虚构，请勿断章取义、乱加揣度”，但从简单的故事梗概，我还是相信，这个小说至少有华为、港湾、3Com，乃至H3C的影子——或许是我多疑了，才会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总将华正奇和任正非的脸庞重叠在一起？

《狼战》当中，华正奇对周子强既爱且恨的描述，让我对作家把控能力由衷赞叹，这种描述，超越了平常的商战小说的层次，在理性的企业战略和感性的企业竞争之上，勾勒出华正奇的商道、周子强的商战——这也是为何华正奇能够将周子强轻松“拿下”的缘由，拿下的过程固然不简单，但那些繁复，更多是李明、张林森等人的工作，而不是华正奇的举止。

《狼战》中的江湖，不是两大门派的对决，而是一个教主安排手下的几个护法，和一个反出该教的护法之间的抗衡。华正奇可以被看作周子强的父亲、长辈、老师，乃至曾经的朋友，但却绝不是敌人——很高兴能够看到在这本书当中，作家恰当定位并准确描述了这一关系。虽然说来简单，但并非所有的作家都可以做到这一点，我想，这和冀勇庆在通信行当浸淫多年、并一直冷静地旁观通信行业的是是非非，有着直接的关系。

《狼战》中另一个我非常欣赏的特征，也是我需要特别想表达的是，在洋洋洒洒二十万字的小说当中，作家一直谨小慎微地保持着克制的笔端。尽管有一些细节，或许能够让描述这些细节的文字本身很闪亮，但是作家还是通盘考虑了小说的需求，而将它们忍心割舍，这是同样以文字为生的我所更为佩服的：例如华正奇和吴瑞虹之间，原本还有一段要发生但最终没有发生的婚姻；例如华正奇早期为了某个大的合同而包租飞机去买新鲜的海鲜。作家果敢地将这些剔除掉，所以更加难得。

以短篇小说的慎重，写就一个长篇，这样的小说怎会不精炼？

对于《狼战》的主旨之一，“艰难的创业故事”。作家也很好地把握了周子强失败的缘由，哈勃对于太阳风格的过度继承和创业思路上的重复，是其失败的最终缘由。在读完全本之后，我不禁又想到作家在书中所提到的，周子强从华正奇那儿学到了平衡之道，但是周子强却缺乏足够的否定自己的勇气和能力。换言之，周子强只是从华正奇那儿学会了“权术”，却没有学会真正的“权谋”，更没有弄明白，华正奇的“权力”本身，并非来自平衡之术，而是来自于将自身毅然决然地投入并深植到了太阳的企业文化当中——而这点，恰恰是过于自负的周子强所无法达到的境界，即便是他表面也做到了和华正奇一样，做一个“低调”的人。

哈勃的失败，恰恰在于，它太像太阳公司了。作家对此不吝笔墨的描述，也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哈勃失败的必然。哈勃如果能够不那么咄咄逼人、如果不那么急于进入光领域、如果不那么强调超越太阳，或许周子强的创业就不会那么艰难。同样，如果周子强深谙技术的同时，能够人情练达、明白VC只可锦上添花而不能雪中送炭，如果周子强在自己最爱的历史当中，不仅读出“治大国如烹小鲜”，还能读出“一室不扫何以扫天下”、“攘外必先安内”，那么哈勃的生命就不会那么短暂。借用电视剧《士兵突击》中的一句话：“光荣在于平淡、艰巨在于漫长”，周子强既不甘于表面的平淡，也不明白企业生存的漫长才是一切的基础，也正因如此，周子强最终虽然再度回到太阳公司，却只能是作为被收购的条件，而不是作为一种“荣光的拥抱”。——虽然他也和华正奇一样，习惯用低调来应对物欲横流和流言蜚语，但是他还年轻，还远远做不到不到华正奇的平淡是真。 

在这些脉络之上（当然，这些脉络也只是我个人的理解），与其说《狼战》是一本深刻描写创业艰难的商战小说，我更认为作家是个有“野心”之人，他想描述的，远远不止商战而已，而是通过小说的形式和载体，再度点明了“商道”的两个根本：“坚忍的耐心”，以及“不能重复的征程”。

正是从这个角度，读《狼战》，不只是享受，还是一次学习、一次反思的机会。

最近，从大洋彼岸传出一些消息来，说MVNO（Mobile Virtual Network Operator）对WiMax特感兴趣，市场投资方对此也跃跃欲试。不过说老实话，这些信息，对于中国通信产业而言，还是个遥远的事情。最简单的一点是，当“虚拟运营商”这种基本的实体，在中国还处于暧昧期，奢谈什么新的虚拟业务经营模式和希望，都是不靠谱的。

一直以来，中国的虚拟运营产业链都没有建立起来，究其原因有两点：一是中国的电信业务仍然属于国家垄断（通过运营商实现），现有的电信行业竞争，既是表面的假象，也只体现在运营商之间的价格对峙；二是缺乏建立虚拟运营的环境——虽然有诸多的经济学家、通信专家都呼吁，让民营资本参与到电信行业中来，共投入、共受益，但显然从现有政策上看，这基本上属于无望的渴求和呼吁。

电影“碟中谍”描述的Mission Impossible，其看头是How the mission was have done，中国电信业上的表现是，How the virtual operators go to death。更有甚者，除非有实际的背景，否则要么没有办法做，要么是自己找死。

这个问题怎么解？不用担心没有解，而是担心解的过程中，又有新的死结出现——能够设置这些死结的，只有运营商——和既当裁判又当球员的人踢球，普通资本只能有一个角色可选，那就是陪练。想要赢球是不可能的，是否能打成平手则要看运营商的心情。

换言之，要在中国尝试虚拟运营，必须有大智慧，才能掌握好平衡点——处理好虚拟运营业务提供者和虚拟运营商之间的微妙差别——既将球踢进，又不过半场以免被判罚。如此一来，只有少数几个拥有黄金右脚的贝克汉姆，才能够玩得起这个游戏而不会轻易地输掉比赛。

中国此前也拥有过本质上的虚拟运营商，例如吉通、例如曾经的小网通，但最终还是被运营商或主动、或指令（来自主管部门）地兼并掉了。进入到2008年之后，貌似有一个很好的机遇摆在“虚拟运营业务提供者”们面前，如果天时、地利、人和都妥当，中国很快将会拥有来自民营资本的虚拟运营提供商——这个机遇就是2008年即将再度发生的电信业重组。

姑且不谈2002年那次电信重组是如何遭到电信业务专家（包括社会的、电信运营商内部的各种专家）的口诛笔伐，从现有中国电信业务现有格局和再度重组的戏剧性上看，上一次电信业重组，已经以失败告终——特别是2002年电信重组将已具雏形的虚拟运营一网打尽，直接导致了五年来中国电信业整体竞争能力的下滑。没有虚拟运营商的参与，电信运营商们往往会针对传统的电信运营业务，做出一些可笑的规划来，而这些并非从业务考虑的规划，大部分是失败的。因为其失败，在没有实施前就搁浅了，比如要对家庭用户的ADSL实行“两个小时自动断网一次”等等。

尽管虚拟运营产业链还完全见不到，但是虚拟运营业务提供者或者说提供商，在中国的时间已经不算短了，比如263，圈子里的人都知道他们搞虚拟电信业务，圈子外面的人都知道96446电话，但是263自己几乎不怎么说——换言之，263宁愿“闷声大发财”，也不愿意挑“中国第一个虚拟运营商”这样的牌子。原因显而易见：虚拟运营在中国，至多还是可做不可说的事。

但是电信重组很有可能给虚拟运营商带来机会——当中国电信业务从分类垄断经营向全业务竞争经营过渡，各个新的运营商势必更难形成妥协（比如前期电信、网通的互不进入），甚至协议性的妥协都很难达成，如此一来，发展围绕自身的上下产业链和平行产业链，将成为运营上们迫不得已、不得不做的工作。由此，是否构建成型的虚拟运营群落，并使之围绕在自身周围，会成为运营商们考虑的事情——只要对中国电信业务具有垄断性的运营商们去考虑这样的可行性和必要性，那么政策上的诸多问题，也将迎刃而解了。

并且，由于有大量的虚拟运营业务提供者“早已存在”（例如263等等），他们身上的“虚拟运营商”标签虽然不是特别明显，甚至于在现阶段他们可能不愿意被贴上这样的标签，但他们正在从事的业务（例如拨号长途、多方通话等等），已经“实打实”是虚拟运营商该做的事——既能和运营商共同发展，也能和运营商部分竞争，最重要的，是给社会成本带来节约，给用户带来实惠。

所以说，要想中国的虚拟运营产业链走到阳光下，政策的光明是其解，而要解这个结，运营商们的垄断打破、其他利益方能参与到电信业务中来，是关键。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运营商们之间的竞争真实地发生。

从现状看，电信重组是最有可能带来这种新的开放性的路。所以说，电信重组是否真切的成功，是263这一类企业最为关注的，而他们也必然对此有“身在其中”的感受。不管如何，电信重组对于正在从事电信虚拟业务（名义上是电信增值）的企业们，是一个较为重要的时期。

Silicon Alley Insider的文章表示，这一信息可以数字差额提供线索——在苹果公司公布的iPhone销售量和欧美运营商公布的在网使用的iPhone数量之间，目前存在140万部的差额，这140万部手机被称为“遗失的iPhone”。当然，这也意味着苹果公司应当从运营商处获取的销售分成有相当部分被削减调了。

硅谷权威说，有分析人士透露，苹果在美国的独家合作运营商AT&T，按照每部iPhone为期两年、总额360美元的合同，每月为每部在网手机向苹果公司支付15美元，而这些都称为苹果公司的纯利润。

2008年1月，苹果和中国移动终止了在华销售350万部iPhone手机的谈判，这一数字超过了iPhone在美的全部用户数。此前就有诸多分析师判断，此次谈判不会成功，至少前期会因为双方在利益分配和技术问题上的难以达成一致而被搁置。

2008年我见到的第一篇“极佳幽默行文”文章；

2008年我见到的第一篇“极佳无厘头”执政能力文章；

身为一个江苏籍人，一直对家乡省的事情较为关切，最近看到一篇文章，挺有意思。去百度搜了搜，“杨子晚报网”将这件事归在“社会百态”栏目里，叫《响水“11·27”爆炸事故原因初步查明》，而在另一个地方，看到了政府部门的总结，就更有意思了——让人想说点什么，都不知道如何说了——转原文如下（蓝色超链接和红色粗体我自己所加）：

转：沉着应对突发事件 全力做好舆论引导——响水“11·27”事故新闻协调工作的主要做法

　　
　　中共响水县委宣传部
　　（2007年12月24日）
　　
　　11月27日，我县陈家港化工集中区江苏联化科技有限公司发生一起重大爆炸事故。事故发生后，我们迅速启动突发事件新闻宣传工作应急预案，在市县主要领导亲自关心过问下，在市县事故处理指挥部的正确领导下，在市委宣传部和市新闻宣传研究协调小组的直接指导下，全面展开新闻接待和协调工作。在事发后的十多天时间内，先后接待了新华社、中国青年报、中国新闻社、新华日报、江苏法制报、扬子晚报、中央电视台数字频道《安全在线》、江苏电视台等21家各类新闻媒体的69名新闻记者。由于反应敏捷、措施得当、协调到位，特别是在市内主要媒体的大力支持下，整个协调工作平稳有序，正面舆论引导有力，主流声音突出，有效抑制了谣言传播的空间，阻止和避免了不实报道和媒体炒作，维护了社会稳定和人心安定，为妥善处理事故创造了宽松的外部环境。现将我们的主要做法汇报如下：

　　一、做到“三个第一”，为新闻协调工作赢得主动权

　　协调人员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11·27”爆炸事故10点11分左右发生后，我们接到通知后在11点多钟就赶到了事故现场。在初步了解事故的基本情况之后，我们预感将有大批媒体记者蜂拥而来，当即决定当天在化工集中区管委会会议室设立临时记者接待处，在县城五洲宾馆专门设立新闻记者接待处，统一安排来响记者食宿。部机关全员发动，并从广电、新闻信息中心等单位共抽调30多人参与新闻宣传协调工作。同时，明确由宣传部四名副部长带队，兵分四路，分头做好事故现场、救治场所、新闻记者接待点以及后勤保障工作。

　　新闻记者在第一时间接待到位。对所有来响采访的记者，一经发现，并确认其身份后，我们一律将其邀请到五洲宾馆安排食宿。每日统计来响媒体记者情况，及时向指挥部报告，并提请指挥部控制事故现场，任何记者未经同意不允许进入采访拍照。同时，要求公安部门每日检查县城和陈家港大小宾馆、旅舍，发现记者入住立即报告。对来响记者，我们一视同仁，当作朋友，真诚相待，生活上关心，工作上配合，只要是合理的要求，都尽量满足，以此赢得他们的理解、配合和支持。新华社记者邓华林因临时有事要回南京，我们立即派专人专车全程陪同。在到达目的地后，仍然与记者进一步沟通，劝阻了他再次来响采访的念头。中央电视台《安全在线》栏目在事发后第三天，派出3名编导摄制人员到响水自行住进响水大酒店，准备进行采访，计划制作警示教育片在中央电视台数字频道播放。我们在接到报告后，第一时间赶到并说服他们住到统一接待点，同时安排5名同志和一部专车跟踪服务。在七天的时间里，我们坚持以情感人，以理服人，24小时陪同，先后四次成功劝阻了他们的私自采访活动，最终使他们放弃采访计划。他们回京时，我们还派车专程将他们送到连云港，一直等到其登上火车后才返程。

　　新闻通稿在第一时间提供给媒体。在突发事件传播中，最可怕的不是记者抢发新闻，而是记者抢发的不是政府发布的新闻。谁第一时间发布新闻，谁就掌握了舆论的主动权，事件处理的主导权。一般来说，突发事件发生后的24小时最为关键，在咨询传播如此迅速的今天，拖延时间无异是让更多公众对政府失去信任。因此，我们经过指挥部批准，在事故发生的当天下午5时许，就在事发地陈家港化工集中区管委会会议室向媒体记者提供书面新闻通稿，及时公布爆炸事故的初步情况；28日上午11时左右，在五洲宾馆，召开了第二次新闻发布会，公布事故调查的进展情况；29日下午5点半，又在五洲宾馆召开第三次新闻发布会，收到了预期效果，来响记者比较满意。

　　二、坚持“三个结合”，为新闻协调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坚持劝阻与疏导相结合。在事故第一现场，我们派驻的人员和化工集中区抽调的同志一起，昼夜巡逻，严防死守，坚决劝阻记者私自采访。期间，有3 批记者试图翻越联化围墙，深入现场采访，被巡逻组及时发现，当即劝离现场。事故发生当晚6点半，有两批记者刚抵达化工集中区就被发现，也被我们客气地请回五洲宾馆。

　　在县人民医院等救治场所，为了给伤员创造安静的救治环境，我们坚持做到未经批准，确保无记者进入伤员病区进行采访，只要发现新闻记者，就主动上前接洽，认真做好解释说服工作，并设法统一安排到新闻记者接待点。

　　在劝阻的同时，我们还高度重视疏导工作。坚持每天向事故处理指挥部汇报来访记者接待安排情况，并适时建议通过安排新闻通稿、召开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将事故处理的进展情况及时提供给新闻记者，主动加强沟通交流。从事故发生到基本平息，我们提请指挥部先后召开了三次新闻发布会，并就事故发生的初步原因、死亡人员身份等问题回答了新华社、中国青年报等媒体记者提问，及时地解答了他们的疑问，收到了较好效果。

　　坚持重点与一般相结合。对所有来响采访媒体，我们既一视同仁，又有所区别，坚持重要媒体重点对待，一般媒体一般对待。新华社是国家通讯社，影响大，权威性强，我们在接待陪同中作为重中之重，明确分管部长带一个小组全天候陪同，全程服务，随时掌握他们的采访行动方案。新华社记者邓华林、刘兆权在发了我们提供的新闻通稿后，多次要求去事故现场，并两次强行冲破工作人员的劝阻。在这种情况下，经过再三斟酌，报指挥部同意，29日上午我们陪同其前往，拍摄并刊发了监测空气和事故车件一角两张照片，客观地报道了事故现场得到妥善处理的情况，多家网站迅速转载，很快形成了主流声音，消除了中国青年报、三联生活周刊等少数媒体记者因受谣言蛊惑而产生的过激行为，最终使大部分记者服从或配合整个新闻协调工作。

　　坚持集中与分散相结合。工作中，我们一方面集中力量做好记者接待点的新闻协调工作，另一方面以指挥部名义强化化工集中区、县人民医院、殡仪馆、联化科技公司、公安局、安监局、环保局、汽车出租公司等单位的责任，要求他们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积极参与和配合新闻宣传协调工作，密切关注来响采访记者的行踪并及时汇报；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指挥部批准，不得接受采访。11月27日晚，当新华社江苏分社记者强行到县人民医院采访时，医护人员能从大局出发，婉拒其进入病房采访，在劝阻无效的情况下，立即与县人民医院领导联系，并以治疗需要为由，把记者稳控在伤者病房外。12月5日上午，中央电视台《安全在线》栏目3名记者乘坐文华公司出租车前往陈家港沙荡村采访，并强行要求出租车司机关闭手机。在这种情况下，该司机乘他们不备之际，借用他人电话向公司总部作了报告，为成功劝阻这次采访活动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线索。

　　在接待过程中，我们发现对记者实行集中接待有利有弊，利在便于集中稳控，弊在他们易于互相联手，互通信息，给新闻协调工作带来诸多不利。对此，我们采取了集中于分散并举的方法。中国青年报一记者自来响后一直表现出不配合的态度，并多次强烈要求深入事故现场进行采访。11月27日，当我们发现他与新华社记者接触后，采取果断措施，特地将他单独安排到响水希尔顿大酒店，同时明确宣传部一名副部长带领3名工作人员24小时陪同。11月28日凌晨五点时分，该记者想悄悄离开，被我们陪同在酒店大厅的同志发现，及时进行劝阻。

　　三、寻求“三个支持”，为新闻协调工作提供坚强保障

　　寻求上级领导特别是主管部门领导支持。事故发生后，我们在初步弄清基本情况后，立即向市委宣传部主要领导汇报。分管部长当天从北京回盐城，直接赶到响水，亲自在五洲宾馆坐镇指挥协调工作。市新闻协调小组的有关同志当天下午就赶到事故现场，直接参与指导记者接待协调工作一直到基本结束。网络处的同志及时通报情况，帮助删除不实信息。市委常委、市委戴元湖秘书长多次亲自帮组协调安排新闻发布有关事宜。11月29日，市委常委、宣传部周德祥部长还亲自带领我们专程拜访了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张孙志军，副部长周世康，部务委员刘德海，新闻处长金伟忻、网络处长周锋以及新华社江苏分社社长焦然、常务副总编辑李灿等，一一作了专题汇报。第二天又专门与新华日报、江苏法制报、江苏经济报、江苏网监处等单位做好沟通协调工作。市委宣传部和市新闻协调小组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在这次新闻协调工作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寻求媒体后方支持。这次新闻协调工作，我们得到了《中国县域经济报》、《扬子晚报》、《现代快报》、《江苏法制报》等多家新闻媒体的真诚关心和理解支持。《江苏法制报》先后来了四批记者，但通过我们做工作，都表示了很大的理解，没有给予报道。《江南时报》盐城记者站的负责同志在听了我们的情况介绍后，表示理解，当晚就撤回记者，并且也没有报道。《中国县域经济报》江苏记者站不但没有派记者前来采访，还主动帮助做好个别兄弟媒体的协调工作。

　　寻求各界朋友支持。特别是响水籍在媒体或相关单位工作的同志，我们连夜同他们取得联系，汇报情况，请求他们疏通关系，帮助采用地方政府提供的新闻通稿，并淡化对此事的报道。国务院新闻办的一位响水籍同志帮助我们找到团中央分管《中国青年报》的书记向总编打招呼，要求淡化处理，不要炒作。射阳县委宣传部长周岚也积极帮助我们做好新华社记者的协调工作。

　　12月4日下午，在参加江苏法制报盐城记者站成立五周年活动时，我们从一新闻媒体朋友处获悉，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组准备来响水采访 “11·27”事故。我们高度重视，一方面立即向有关领导汇报，做好应对准备；另一方面迅速弄清报料人姓名、手机号码及其社会背景，通过其工作聘用单位施加压力，同时，我们迅速与报料人取得联系，在灌云与其直接见面，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要求其同央视记者联系，说明报料与事实不符，劝阻其不来采访，从而及时化解了一起可能发生的重大新闻采访事件。

文/雍昊澄（未经允许，严禁转载；yong_zhongwei@hotmail.com）

之所以用这个名称，是因为除了在或专业、或者财经、或者产业、或扯淡的各种媒体上公布的消息之外，还有一些重大的消息被掩盖——当然，这完全得益于公关公司的扑火有方，抑或是官方要求不得正式报道；或者有一些是报道了的，但是基本上会以讹传讹，最终大众落得赶个热场、图个乐，也不知道为什么。

岁末年初之际，基本上所有的媒体都要做“回顾和展望”这一类的文章，但做成本文这样的，恐怕也就独一份了。

闲话少说，切入正题如下：

No.1  Z公司行贿“嫌疑门”——G2G采购未果，显露月亮背面深坑

将行贿受贿放在第一位，永远是适合的。

因为该事件发生在国外，并且根据中国法律，境内单位或个人，向境外单位和个人行贿，在处理上还是空白。

值得关注的是，该合同的受贿问题，最后牵扯到了F国总统家人，以及政治献金等问题，在野党抓住这个事情，大炒特炒，挖到最后，竟然合同额的一半，可能是用来行贿的，这个面子丢得很大。当然，或许是因为有总统罩着，F国官员最后以证据不足，放弃了调查，而众目睽睽之下，项目也搞不了了。

最终的结果是，F国总统在和我国主席见面时，向我主席解释说，最终取消合同，我主席表示理解。

如此大的问题，在国内反响平平，报道寥寥，很奇怪。同时，对于Z公司公关能力，予以10分评价。

掩盖指数：9.5分——毕竟让人家F国抓住了小辫子，无法满分；

丑闻指数：9.5分——虽然钻了法律的空子，但是作为上市公司，丑闻毕竟掩不住，作为旗舰企业之一，更是大丑闻。

公关指数：10分——政府关系、媒体关系、以及金钱能力的三重效果，极为强大。

No.2  H公司延误网络交付——从改写通信商业法则，到幽默官司缠身

H公司在2005年联合T国本地公司，以低于基础价近乎一半的方式，击败其他两家公司，赢得了T国第二大运营商的CDMA2000 1X和CDMA 2000 EV-DO项目。

原先该国政府对该网络的估价为300亿当国货币，H公司的最终出价是71.99亿，这为后来的工程开展埋下地雷。

更大的问题是，当时监督该项竞标的，还有该国最高领导人（总理），该总理也是该国电信业务大亨。

2007年4月4日，该总理辞职，而后一系列的问题开始出现。8月底9月初，T国运营商表示，H公司延误了网络交付日期，并且提出，有可能面临超过合同额3倍左右的赔偿——这个消息，很快被国内媒体捕捉到了，而后一轮接着一轮的炒作就起来了。H公司也一反低调的常态，做了公开澄清，表示“不是那么一回事儿，已经按时间交付了。”

事实如何呢？

国内媒体没有报道的一个消息是：T国运营商最近对H公司说了，我不强加惩罚给你，我把这个问题提交给国家总检察官，看他判你们该罚多少。

从公司纠纷，就这样走到了法律程序，或许不是H公司的公关比较好，而是国内媒体关心一件事总是浅尝辄止。

接下来会怎么解决？2008年再看看吧。

掩盖指数：9.5分——虽然媒体高调关注，但是经济即政治的底蕴，大家都没有抓住，以至于热闹有余，洞察太少。

丑闻指数：9分——虽然各个公司都有问题，但是单纯为了公司合同，走到国家最高检察官那里，就有点过了。还有的就是，政治参与色彩太浓，这当然也会导致受政局变化的波动转变为地震。

公关指数：6分——虽然H公司在应对此事时，较为积极，但总体而言，纯粹是被动的积极；只是相对于其他的新闻的公关，此事好歹是主动作为，勉强及格。

No.3  N公司会计风波，外骗内欺——所谓国际企业，也就那么回事

N公司在中国的通信业务虽然一直没有太大起色，但是其产品和技术，还是不容被忽视的。甚至中国的顶级通信设备厂商，也OEM其高端通信交换产品。

在4月份，媒体报道了N公司因为财务账目的会计问题，而又可能在美国纳斯达克摘牌的危机。但是随后的报道就几乎没有怎么出现了。并且，媒体还报道了N公司内部10个员工里应外合做假合同的事情。N公司的表态是，会针对这些员工提起诉讼，直接进入司法——看起来比较正规，但是只要回头想一想，员工为什么敢这样做呢？作为一个全球性公司，事前监督机制何在？为何要到日本税务机关清查才会发现？

随着时间的进展，问题凸现出来了，尽管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给了N公司超过一年的时间，来搞清楚自己的会计问题，但是N公司最终还是搞不明白，最终不得不在2007年9月份，开始执行从纳斯达克摘牌的步骤——N公司的公关部，为此还惺惺作态说，停止交易不是停止上市，而是停止上市的第一步。还说自己公司无法阻止这一切的发生。

这不是扯淡么。

“上梁不正下梁歪”，这就是个很好的注解了。

遗憾的是，对于N公司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勒令走人的消息，国内媒体并没有报道，究其原因，并非N公司公关能力有多强，还是因为媒体们没有长性，跟踪新闻报道时，就像是猴子下山一样，有了“玉米”，就把“西瓜”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了。

掩盖指数：9分——其实这个新闻没有什么可以掩盖的了，只是事情的主角，继承了该日本国一贯的特征：明明自己做的缺德事，却总装作自己是个受害者，比较恶心，这是该项分高的原因。

丑闻指数：10分——因为财务问题而被勒令走人，对于日本公司在美国的信誉问题，可以说是一次较为严重的打击。而在眼看期限将至，自己对会计问题又无法高清的时候，干脆耍赖，说放弃提交财务报告，这样的做法，比丑闻本身更丑闻。这是获得满分的根本原因。

公关指数：4分——不负责任的典型企业，同时也是公关部门完全失去效用的体现。

No.4  S公司“贵在坚持”地行贿——大通信设备商的不道德不可免？

2007年5月，S公司终于任命了一个“外人”来担任公司第12任CEO，在160年历史上，这是第一次。直接原因不太好说，外界认为是因为行贿案，需要一个外人来获取市场名誉和信任，S公司当然还是会从业务需求上进行阐述——可信与否暂且不说，它只能这样说了。

当公司走到这样的规模，公司业务在公司政治面前，几乎快被所有的内部高管忽略了。

当然，对于S公司的问题，“行贿案”不仅仅是简单的三个字，涉及了至少6个国家的20家公司，时间跨度更是可以追溯到1994年——如果在中国发生这件事倒好办了，可惜是发生在欧盟。

对于中国的读者们来说，值得关注的是，尽管这项巨大的跨国行贿案，涉及到了中国的9家公司或个人，但是德国方面明确说了，不会针对中国公司和个人做调查，尽管中国涉嫌部分的单份最高受贿额就超过了6000万人民币。S国政府如此的选择，估计是考虑到中国的国情——但德国还是会针对非洲国家和沙特的涉嫌公司进行调查，对于那些中国公司的涉嫌人来说，他们一定想：还是中国好。“透明国际”组织因此“建议”S公司推出该组织的德国机构，类似于取消其会员资格，这不能不说是S公司的一个大污点。

行贿难，十多年来一如既往地坚持行贿，更难；在多个国家成立壳公司，而且冒着大风险，通过公司内的匿名员工去操作行贿进度，难上加难；在事发之后，还能够让政府部门明知是谁，却故意装作看不见，则难于上青天了——现在个人登月的费用是2000万美元，S公司的行贿额度，至少可以往返月球七八次了。

这充分证明，当一个超大型企业的高管们都愿意充当公关人员的时候，就可以形成世界上最大、最有效率的公关部了。

掩盖指数：8.5分——这个事件，没有太多的掩盖，全球的新闻机构都有了大量的报道。但是针对中国部分，大多数媒体都故意乃至刻意忽略了。S公司高管层的公关能力，证明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果然是真言。

丑闻指数：9分——拥有160年历史，竟然不是因为业务而是因为丑闻改变了自己的传统——且不说这传统的优劣——简直是失败之极，而数十年如一日不断地行贿，再次证明了，大型通信设备商行贿，几乎是不可避免。

公关指数：10分——高管层公关，甚至能够改变政府的态度，给出满分，不足为奇。

No.5   G公司“专利加大棒”策略吃鳖——有时候替罪羊不可避免

G公司一向比较强势，无论是对竞争对手，还是对整个产业链的其他环节，在和媒体的交流方面，也是如此，因此其任何消息，都不会得到全球各个角落媒体的错过。当然，这也使得其不利消息没有能力完全“掩盖”。

或许只有在面对政府的时候，G公司才会有较低姿态，当然，这个政府也仅限于美国政府。

G公司的特征在业界是独一无二的：大量的技术研发投入产生大量的专利数量，大规模的律师团队在全球各个地方打官司，以维护其专利。

将公司技术上升到行业标准，继而上升到国际标准，使得G公司落得竞争对手恨、合作伙伴也恨的氛围。对此，G公司并不在乎，它更在乎的，还是通过律师团队，维护好自己的地盘。

2007年，G公司流年不利。在欧洲、韩国、美国的各种官司就不多说了，最值得关注的是，年底时候，在美国的初步裁定，它和诺基亚的纠纷上，G公司输掉了，这个初步结果，很有可能使G公司过不好年——以后的官司或将更难打了。因为，但凡被扣上了“垄断”的帽子，或者专利被判失效，对于只做专利不搞实业的G公司而言，无疑日子不好过。

在年中的时候，G公司炒掉了首席律师，这个消息让公司股票涨了一把。但是对于通信产业内的公司而言，如此消息能带来如此结果，只能表明一点：G公司的游戏规则，不是这个行当的游戏规则。

G一直在起诉别的公司的同时，也一直被别人起诉，最近他就被判向Broodcom赔款。

如果G公司对竞争者“分而治之”的策略失效，那么其专利加法律大棒的策略，也就没有多少天可以用了。

掩盖指数：7分——对于G公司而言，需要掩盖的事情总是掩盖不住的。但是它掩盖的最好的，就是被其前中国总裁骂作“黑箱子”的部分，这部分的秘密何时明朗，就要看整个产业界的团结力量了。

丑闻指数：9分——G公司最擅长的，其实不是技术获专利，而是法律，最近的证据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现在也是个法律出生的人。但是法律这个东西，其实本身就千疮百孔，就看谁用得更好了。

公关指数：3分——毫无疑问，G公司在全球的公关能力是通信业公司中最差的，差到给3都要犹豫是否多了的程度，这个分数的弱，或许可以用律师力量的强来填补。

（未完，待续）

Frontline公司在新加坡主板上市，专注于IT咨询、外包和系统业务，并且已经在公共部门、运输、医疗及其他领域拥有客户。值得注意的是，该公司在中国内地、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都拥有业务，同时还在印度、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拥有客户。对于该项收购，BT在12月5日通过公司网站发表了声明，由全球服务部CEO François Barrault表示，这次收购让BT增强了对全球客户的高质量服务能力，并且该次收购，使得BT得以接管Frontline大约5000名左右专业技术人员。

该项交易不仅让BT更好地切入到亚洲市场，而且可以让其从印度市场获益丰盛——作为交易条款的一部分，Frontline公司答应增持其在印度的合资公司Accel Frontline的股份至51%，以保证控制权。

而根据菲律宾马尼拉新闻在线的报道称，BT收购Frontline，也将可能引发其他变化，例如菲律宾Sun微系统公司（Sun Microsystems Philippines），原因在于，Frontline是该公司的大股东。Frontline和美国Sun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合资建立了Sun Microsystems Philippines，而根据推测，目前BT在菲律宾的最高负责人Nilo Cruz很有可能会出任Sun Microsystems Philippines公司新的领导人。

（原创文章，未经允许，严禁转载，同文可见http://news.ccw.com.cn）

奥拉斯科姆首席执行官Naguib Sawiris通过一份声明表示：“奥拉斯科姆并没有什么拍卖，公司和我也没有打算推出通信行业，而且我们一直视自身为这个产业长期的战略性参与者。”

《星期日周报》称，奥拉斯科姆已经制定了一个包括投行小组探讨一个一揽子出售方案，该方案对奥拉斯科姆的估值，大约在170亿美元左右（包括债务承担）。

在奥拉斯科姆的声明中，Naguib Sawiris强调，他所领导的电信控股公司——Weather Investments SpA——正在和私人投资机构洽谈，并表示可能会出售少数Weather Investments SpA公司的股权。在10月的时候，他曾经确认Blackstone Group LP和Apax Partners Worldwide LLP是投资者。

奥拉斯科姆公司自12月3日公布净盈利高达13亿美元以来，股价上涨了116%，报告显示，公司的终端用户数增长了50%。

Naguib Sawiris上周表示，奥拉斯科姆正在考虑在亚洲扩大共识业务，并在增加现金储备，或许展开大型收购。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